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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庞朴认为：传统是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并经过选择的。

与此相关联，宪政应该是由规范体系、价值目标体系和实施机制构成的一个系统过程和结果状态。同样，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范制度框架之上，必须借助国际公约，多边、双边国际条约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来调整国际主体间的互相关系，确立国际法的至上权威，使其成为解决一切国际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最权威的手段和机制。

这个等级秩序的根源，就是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宗教混合[13]。而在一个更加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里，既不存在信念复合体也没有普遍的宗教信念这些原社会保障，社会整合的负担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推卸给社会主体间的理解，也就是要他们通过交往行动来协调事实性和有效性的紧张关系，以形成和维系一定的社会秩序。立法权能与司法权能的分立使立法机构进行立法和决策时只能考虑普遍效果和普遍趋势，这有利于产生无偏私的有益的法律。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关系到立法过程、立法活动的正当性和所创制法律的公正性。

立法人员对立法方案选择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了保证司法部门的真正独立，必须设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规定法官的终身任期，保障法官的薪酬、工作条件和威信，使法官免遭外部压力。(17)这说明，人民不单是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者，更是组织国家的主体。

不过，从当代立宪主义国家的构建实践看来，民族在当代更容易引起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的混淆，用民族来表示主体，恐怕有过于狭窄之嫌，很难概括所有的国家现象：一方面，除了民族国家这种存在之外，还有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国家。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内部多元共同体作为次国家单位也是普遍存在的，中国就是一个例证：在中华民族这个统一民族主体内部，我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宪法在国家政治统一体的形态判断中，承认了少数民族独立的主体地位。如果试图解救文化认同，进而人民还将发现，从文化认同得以形成的地方开始，掌权者已经着手驯化每一个我，试图型塑人民的自我认知。文化认同对人民的统一支配并不意味消灭了成员个体化的存在和诉求。

虽然不能认为掌权者能够根据话语创造一套完全人为构建的文化认同机制，但通过被神圣化的叙事史、知识、道德规则以及真理性知识，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文化认同已经是一套被再造的规则了。此时，人民在分离结构中所作出的权威认同，可能是在掌权者特殊意志的主导作用下作出的，掌权者所表达的人民意志存在对人民真实意志的扭曲或篡改，掌权者甚至可能在这种表达中僭越真实的人民意志，这正是后现代解构运动早已对当代代议制民主所提出的质疑。

除了美伊战争，还广泛存在西方国家利用话语体系干预他国国家构建进程的现象，从一开始就使得遭受干预的东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发生话语背反，这些国家国内政治秩序动荡不安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话语压抑所造成的。当代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阐释，以福柯的研究最为深刻透彻。这样就必须要丰富与发展话语中语言的自主表达能力，用语言的生命力激发话语体系更新的活力，在话语体系不断更新的的基础上，增大它对人民个体诉求的识别和表达能力，逐渐抵消掌权者根据权力对话语进行塑造的作用，使话语能够具备表达人民真实意志的功能。(18)在这些例子中，掌权者缺乏文化认同，政权却维持着形式上的统治，这暴露出另一个重要问题：除非走向革命产生新的制宪权，在大多数情形下，人民在表达文化认同的时候，其自发性往往甚于自觉性。

此时，个人能够在文化认同中对权威作出真实判断，取决于个人是否能够突破权力所灌注的知识、道德、真理。另一方面，用话语来僭越人民，掌权者就要建立起单一的话语体系，压制人民对于话语的解析，隔绝人民对话语以及文化认同的直接利用。(16)前注⑩，[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书，第15页。所以，人民的统一认同实质上表达了文化的认同。

他指出，解析话语以及话语中的权力，能够突破掌权者为规训权力对象所设置的空间，由被动的权力对象获得主体自觉，由对身体的认识转向对我作为形而上学认识对象的认识和思考。参见敏敬：《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最新发展与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1期。

以此为基础，人民作为政治存在②通过政治意志确定了自身存在的类型和规范。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16页。

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无论是构建国家，还是确立政权权威，执政者掌控和行使权力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人民认同这个正当性标准，人民是根据文化统一行动的。此时，国家因为产生于社会，所以它是以社会的边界为边界的，它正是文化认同在界定人民时构建起来的。譬如立宪主义理念兴起于西方，在传播中，它就随之将理念背后的西方话语带到了移植立宪主义原理的国家中，以此为基础展开的交往，用西方话语对植入国家人民独立文化认同施以压抑。参与组织构建国家的人民正是借助于文化认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需求。人民凭借自以为自觉的知识和利益认识作出政治决断，实际上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权力的干预和驯化。⑩最终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构建未能按照原初的设想实现，撤军后，伊拉克安全局势中仍然危机四伏，时刻面临冲突升级的危险，这说明，美国所扶植的现任伊拉克本土政权也尚未完全获得制宪权主体的认同。

倘若权力主体真的一意孤行，语言的毁灭会连带摧毁人民这个有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四、通过话语的更新再现真实权威如果文化认同中也埋伏着掌权者的话语权力，人民又将如何摆脱被僭越的危险呢？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话语最终还是服从文化规则的，具有他者的属性。

……面对有组织的遗忘的荒漠，在个民族真的要无法活着穿越过去吗？(27)掌权者不可能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实现权力控制，语言就成为人民借以打破他们话语强权的力量。可是，规范并不能自我发现或自我创建。

(26)虽然语言也具备文化所具备的局限性，但对处于同一文化支配下的人民和掌权者而言，语言的作用超出了他们任何一方能够有意识完全操控的范围——即使是外来的占领者，想要确立起权威统治，也必须遵循人民所服从的文化认同，必须要借助人民的语言才能进行自我辩护。然而，要在其中找到人民的真意又何其艰难：透过制宪权的民主形式，统一的政治意志首先就面临被掌权者虚假代表的危险。

既然如此，与其在形式上追求政治统一体的完全共识，不如让制宪权和其他权力的实质内容退回到有限共识的范围内：以有限但真实的共识作为人民权威认同的有效内容，这种基本共识足以确立起人民对统一国家主权的认同。可以说，语言是自话语产生，就内在制约单一权力长久垄断话语、甚至将话语和文化认同隔离开的固有因素。哈贝马斯指出，在当代诸多关于权力正当性的学说中，卢梭的国民总意学说构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标准。……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

而是因为两个社会的人民不同，只有符合本土文化认同的权力才能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也只有这种权力才能满足人民对国家的组织功能需求，确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其次，以基本共识为基础构建起多层次的话语体系，承认话语体系内的多元意志，提升人民所达成的统一政治意志的真实性。

在文化发挥作用时，首要便是界定自己所支配人群范围，辨识谁是人民，在这个范围内，人民才能遵循统一文化规则、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并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主体。三、文化认同实现的关键：话语在现实中，建立政权但未获得人民文化认同的，也不乏先例。

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页以下。(25)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134页。

(23)此时文化认同机制的作用过程充斥着掌权者的话语权力，权威是被塑造出来的，是权力自我辩护的形式转换。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虽然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但是库尔德人对伊朗政权的文化认同并没有获得实质进展，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对促进整个社会层次上的文化同类性感兴趣……在这些情况下，各种文化既没有动力又没有机会去追求那种单色调的同一性……[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8页。文化认同作用过程的自发性被掌权者利用，他们通过话语将权力意志灌注到文化认同的实现过程中。⑥参见前注④，[德]马克斯•韦伯书，第3-8页。

只有这样，立宪过程才能被认为是制宪权的行使过程，制宪结果才能被认为是政治决断的真实反映，即依据制宪秩序而产生的政治国家能够满足民主原则所规定的正当性要求。从2003年美伊战争，到以正式撤军为标志的战争结束，⑨这场夹杂着资源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实践中，无权威的掌权者行使制宪权失败的典型例证。

无论是理性还是自主交往，要突破掌权者所操控的规则限制，保证人民自主表达权威判断，并形成政治统一体对权力的真实权威判断，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统一判断的形成路径在哪里？统一判断，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意识，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一种共识，它是人民能够形成政治统一体的关键，并直接指向制宪权所表达的政治意志。除非完全摧毁语言，否则不可能完全人为构建起权力对话语的长久垄断。

不过，编织的历史并不能消灭编织的材料，它同样支配着权威者，通常它的独立表现形态就是语言。(25)作为客观实在上升到意识范畴的第一个过滤器语言更直接地受到文化的支配作用，主体选择语言意味着同时接受了历史的规定。